
1954年12月,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操场空旷而冷,章含之抱着一本《莎士比亚选集》在看。风吹乱了页面,有老师路过,随口问她:“这么冷的天,还背着那么多单词?”她点点头,没有多解释。两年后,她和父亲之间的那场“羞愧”对话,将从这片操场延伸到国务院的一间会客室。
章含之从上海来到北京,已经五年。最初抵京的日子,清晨的寒风、陌生的胡同口、凌厉的北方口音,都让她在日记里写下“举目无亲”四个字。住进父亲东四胡同的旧宅,她却并未感到踏实。大宅里到处摆满古籍碑帖,父亲章士钊一抬头,总在背诵《孟子》:“君子有三乐——”轻描淡写,像在背自己的影子。父女隔着一张长条餐桌,说话总是点到即止。
1949年11月,章家团圆。那时,北京城正忙着接管与改造;路边新刷的店招、电线杆上的政治标语,透出新政权的活力。章含之欣喜却也紧张,因为她对父亲的印象还停留在“每次见面都在训斥”的阶段。她偷听大人聊天,知道父亲在筹备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,忙得很。她想靠近,却不知道从哪一句话开场。
1946年那个下午的阴影仍未散去。彼时,章含之在震旦女子中学念书,一头扎进话剧社,拿着巴金和曹禺的剧本改写。排练时,她戴一顶绒帽背台词,自认气场不输表演系学生。父亲偶然路过教室,看见她在聚光灯下转圈,脸沉下来。那天晚上,家里灯火冷清。章士钊把稿纸往桌上一拍:“章家门里不出戏子!”板着声,像判决。少女的憧憬被扼住。她回房痛哭,不敢去饭厅夹一口菜。
父亲的强硬与女儿的敏感,从那天起结下心结。后来的几年,父亲忙于南北奔走,女儿寄居上海,靠姑妈照应。缺席与分离,使沟壑愈深。
1950年春,北京外国语学校(1954年升格为北京外国语学院)扩大招生,国家急需外语人才。招生简章送到章家,母亲魏纫秋建议:“不妨试试?”章含之原先想报清华水利,打心底向往实际工程。但激烈竞争下,水利系录取名额有限。她索性随母亲建议去报外语:“好吧,先进大学再说。”此时的决定,看似随意,却悄悄改变了她的人生弧线。
外语学院的课程安排紧凑:清晨五点半起床朗读,夜晚十点熄灯。德语、英语、俄语轮番攻坚,连午休也夹杂着形容词变格。章含之硬着头皮啃教材,很快排名前列。几位教授常夸她:“上海孩子,底子好。”她嘴上礼貌,心里却清楚,真正的原因在于她不想再让父亲否定。
1954年,学校开始推荐高年级学生出国攻读语言学。那一年,苏联与东欧多所大学抛出奖学金,名额诱人。章含之成绩够,动过心,但犹豫未报名。她在日记里写:“留学是好,但我想凭自己选道路,不靠父亲一句话。”这句倔强,后来让她难堪,却也让父亲忧心。
章士钊并非不通世故的老派士大夫。1920年代,他与陈独秀辩论《新青年》,又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;抗战时期多次奔走于重庆与香港,熟谙政治的棱角。1955年夏天,他收到女儿可能被分配到外地的消息,心里掂量:女儿自小体弱,南方生长,若派往东北,她能否适应?老父亲的思路很现实——留在北京才安心。于是,他打算向周恩来说明情况。
1956年2月,一大早,东交民巷的空气还有残雪味道。章士钊按约来到国务院礼堂侧楼。周总理刚结束一次工业会议,见他步履略缓,主动上前握手:“章老,您身体还好?”章士钊说:“托您的福,还行。”寒暄之后,他提出请求:能否让章含之毕业后留在北京?周总理沉吟片刻,说道:“外语人才紧缺,又要兼顾个人志愿。让教育部综合考虑吧。”话不多,但已释放善意。
两天后,消息传到外语学院高年级班。辅导员把章含之叫到办公室,说明了“留京”的可能。她愣在原地,神经里弦一瞬绷紧。回宿舍的路很短,她却觉得像走了半个世纪。晚上,她给父亲写信:“您让我很羞愧。女儿本欲自立,却因您的关心反陷被动。”笔画有些重,纸张几乎被戳破。
章士钊读完信,沉默良久。家人在侧厅吃饭,他没动筷。20分钟后,他提笔回信——“若有怠慢,皆父之过。非为仕途,想保女郎健康。倘女不欲,便作罢。”寥寥数行,却把父亲的担忧写尽。信送到学校,章含之哭了;曲折多年,这才第一次读到父亲的软话。
随后,院系调整刚好有新的英语师资需求,学校请示教育部,可否让章含之留校任教。教育部批复“可以考虑”,但要看本人意愿。章含之答复:“愿意”。她心里明白,父亲虽出面铺路,但自己也确有能力站上讲台。不再纠结“自立”与“他助”的边界,算是成长的标志。
1957年春季学期,章含之迎来第一堂语音课。她推开教室门,四十多位新生静候。站上讲台,灯光照在黑板,她突然想起1946年那盏舞台聚光。那时父亲不理解她的“戏剧梦”,却在十年后用另一种方式,把她送回聚光灯下。只是,这次灯光不再关乎个人幻想,而是担负国家外语教学任务。此刻,她深吸一口气,报了第一组音标:“/i:/、/ɪ/”——铿锵清晰,像在向父亲和自己宣告。
与此同时,章士钊在家中研读《论语集解》。他对旁人说:“老了,能做的事不多。孩子有一技之长,便足矣。”偶尔忆起两年前的争拗,他会自问是否操之过急。答案未必分明,只剩感慨。
1960年,中苏关系生变,外语学院临时增设阿尔巴尼亚语和捷克语课程。章含之作为骨干,参与教学改革。她加班审定教材,夜里十二点仍在灯下核对音节。“国家要,我就学。”这股冲劲,同样来自父亲多年灌输的家国观。父女间不说“和解”这样隆重的词,却在一次次行动里达成默契。
值得一提的是,周总理后来见到章士钊,笑谈那次“留京”请求:“章老,当年那件小事,看来效果不错。”章士钊笑而不语。言语之外,老一辈与新一代的隔阂和理解,都已埋在寒暄里。
章含之步入而立之年,成为学院年轻骨干。1964年,她带学生去人民大会堂做翻译实习。间隙里,一位领导问:“听说你是章士钊先生的女儿?”她淡淡一笑:“是的,我是章含之,也是外语教师。”语气平稳。不再羞愧,不再倔强。父亲当年的担忧与自己的坚持,竟通过岁月筛选后,形成一种互补。
1973年,越战谈判进入尾声,中国代表团到巴黎过境,北京外国语学院抽调翻译。名单里出现了章含之。若干年前,她拒绝舞台,却在此刻踏足国际会谈场。同行的翻译悄声说:“你父亲若在,肯定欣慰。”她点头,却没再多话。道理再清晰,也敌不过时光本身。“谨慎、稳重、别出错”成了她给自己的唯一要求。
父女失而复得的和解,未经任何鸣锣开道,也无需仪式。1956年的那一次面见,是转折节点,却非终点。章含之没有以“羞愧”收尾,而是将这份情绪转化为动力,奠定了数十年外交语言生涯的基础;章士钊也未因女儿的直白而生气,反倒收起父辈的威严,学会在关怀与放手之间寻找平衡。
历史往往在细节里转弯。1956年的请求,只是父亲的一句话,却让一个年轻女孩留在北京;留在北京,又让她走进人民大会堂,再后来走到国际舞台。倘若当年分配去外地,是否还有同样的际遇?没人能给肯定答案。正因未知,才显珍贵。
章含之后来回顾这段往事,曾对同事提及,“那时真嫌父亲多事,转念想,他也是怕我受苦。”一句轻描淡写,掘开了父女间最深处的情感河道。多年误解终究沉淀,剩下一声叹息——“懂得总在事过境迁”。
父亲、女儿,新旧时代,理想与现实,交织、碰撞,又在不经意间完成传承。1956年的一纸请托,见证了中华民族转型期许多家庭共有的隔阂与妥协,也记录了个人命运因国家需求而改变的缩影。夏虫已逝,故纸微黄,可纸背的温度仍在。
父女心事与时代脉搏:未完的回响
章士钊逝世于1973年7月1日,享年九十三岁。弥留前,他握住长子的手,低声交代:“含之工作忙,别通知。”家人照做,等到治丧委员会成立,讣告已刊登,章含之才接到电话。她赶回家,跪在灵柩旁,久久没哭。夜深,屋里只剩她和父亲遗像,她轻声说道:“女儿如今能独当一面,您可以放心。”声音微哑,却足以告慰在天之灵。
进入八十年代,章含之参与一系列外交礼宾翻译,成了中国女性外事官员里的佼佼者。有人评价她“发音纯正、反应迅捷”,也有人打趣:“你父亲留下的旧学根基全用上了。”章含之并不否认。沉潜的古典教养、严谨的语言训练、国家外事的舞台,三线交汇,让她得以续写父辈未竟的文化桥梁角色。
回看这一家人的轨迹,可见两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双重身份:既是受益者,也是燃灯人。章士钊自清末科举一路走到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前沿,骨子里既有旧式儒生的经世情怀,也有新法制观念;章含之则在新中国外事体系中,以外语为刀,以文化为鞘,解码世界,也输送中国声音。言语之间的传递,不只包含词汇,更暗含家国担当。
试想一下,如果1956年那封信从未写出,或者被置之不理,父女继续疏远,历史或许不会剧变,但舞台上少一位底蕴深厚的女外交官。类似的岔路在众多家庭中反复上演:父辈出于爱子之心的“多事”,与子女追求自立的倔强碰撞,偶尔形成火花,更常见的却是沉默。恰恰是这种沉默,培养了彼此的韧性,也让个人命运与国家需求产生错位又契合的节拍。
时代前行从不会回头。对于晚辈而言,理解父辈并非单纯的顺从,而是一场对责任的再认知。章含之在巴黎、在纽约、在内罗毕的会议现场,听到不同立场的辩论时,偶尔会想起父亲当年一句“读好书”。那并非空洞训诫,而是一把钥匙,提醒她借书本与历史为锚,避免在急流中随波逐流。
今天,章含之的学生仍会引用她课上的一句话:“言语忠诚于思想,翻译忠诚于真诚。”这句被记录进课堂笔记的短语,背后隐含的,其实是跨越三十年的父女对话、跨越一个时代的文化延续。或许,在更多的中国家庭里,都潜藏着类似的未完回响:隔阂、冲突、体谅,再到沉静的共识。历史把这些细碎的亲情纳入大叙事配资资金,为后来的读者留下温度,也留下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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